日期：2016-06-12
尽管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普惠教育，但是一直面临着“吸引力不足”的困扰，而且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不论是高职院校，还是中等职校，一到招生的时候教师们就揪心：一是学生选报意愿不强，二是录取之后新学期报到率太低，三是学生进入学校特别是中职校后的“二次流失”现象严重。对于学生及家长来说，考不上普通高中或者本科院校，就读职业院校是“无奈”的选择。
面对上述问题，过去，国家更多的是从“需求”的角度强化对学生及家长的引导。比如从招生政策方面进行宏观调控，强调职普比的大致相当；再比如从招生专项政策上进行调节引导，实施免学费和助学金政策等。而从“需求”的角度着力，已经不能很好地解决职业教育改革的问题，因为职普比大致相当的招生政策是在“压制”学生就读普通高中的需求；免学费和助学金是在“刺激”学生就读职业院校的需求。当前必须从“供给侧”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对“普职融通”进行深度思考。
普职融通是高中阶段教育改革的诉求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初中后分流，因此，教育的分流主要是指高中阶段的普职分流。自上世纪80年代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后，以升学教育为主的普通高中与面向就业的职业高中双轨运行。在这种体制下，职教工作者为了给职校生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和通道，首先提出了“普职融通”的发展思路。
普职融通同时是普通教育深化课程改革的需要。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基于普通高中生缺乏基本职业素养的现实，在课程设置上增设了通用技术的教育。尽管这些课程被列为必修课，但由于师资条件的限制以及“应试教育”的弊病，通用技术教育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普职融通也是人才素养完善提升的需要。在企业用工短缺的大背景下，职业教育出现了忽视基础知识传授的弊端，导致所培养的蓝领技能人才的适岗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对从业人员的素质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
总之，职教与普教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两种教育类型的分离和割裂，使得普职融通成为高中阶段教育改革的普遍诉求，尤其是对职教界来说，这种诉求更为强烈。
普职融通为何需要从职教供给侧改革
中等职业教育有产能过剩的问题。我国高中阶段教育一直存在着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结构比的平衡问题。鉴于普通教育的强势以及职业教育在现实竞争中事实性的“弱势”，国家在制度设计时就选择了“职普比大致相当”的权衡性制度安排。当出现人口波动引发的升学学生数下降时，首先出现的是职业学校的过剩。
中等职业教育有效率过低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职业教育自身的基础能力较弱，用于课程研发、师资培训、实训设备等内涵发展的经费投入不足，难以成为优质教育资源。
第二，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有待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在经过上世纪的规模扩张之后，进入一个质量提升阶段，提高教学质量成为职业教育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重点和主要任务。
第三，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存在着培养定位不清晰、理念相对滞后、学生文化基础薄弱、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教学模式和课程教材体系不能很好地适应发展需要等问题。
中等职业教育有杠杆撬动不力的问题。现阶段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但出台的职业教育相关政策并未发挥明显的作用。
首先是财政职业教育经费稳步增长机制不够健全，持续给力不够。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报告中指出，国家和地方经费投入缺少稳定的增长机制，全国有近1/3的省（区、市）尚未落实“制定本地区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的法定要求。
其次是地方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能力有限，仅能维持正常运转，无力改善办学条件，部分职校达不到国家办学基本标准。
再其次是职业教育相关激励政策的引导效能削弱，激励拉动乏力。其中，曾经最有激励作用的政策“国家中职免学费和助学金”和“职业院校对口单招政策（含高职校的专升本、中职校的对口高考和注册入学）”，虽也助推过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但当我国经济渐趋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高等教育逐渐由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时，这些激励政策对富裕起来的中国家庭的孩子就读职业学校已经失去了“撬动”作用。
已有的职业教育供给侧有难以执行的问题。
国家必须对已出台的职业学校设置标准、经费拨付、教学质量提升以及考试招生等一系列涉及职业教育供给侧的相关制度进行进一步梳理，创设与之相应的发展环境。其中，已有的职业教育供给侧制度是“提供机会”，还是“制造障碍”，是评价一项制度适应情境的根本依据。重点要推动建立健全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职业教育经费的拨付制度和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以及考试招生等人才培养的“立交桥”制度，解决培养合格职业教育人才以及人才合理使用和持续发展的问题。
普职融通供给侧改革的领域与重点
当前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在供给侧，但也要兼顾需求侧，要确保二者“相向而行”而不是相反。
首先是供给方向的引领，既要就业导向，也要升学满足。实践证明，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学徒制等世界上一流的职业教育的办学都是以就业为导向，但职业教育绝不仅仅是就业，其制度设计同样也为受教育者提供了升入高校的升学通道。中国的职业教育制度的初始设计完全是就业取向，上世纪80年代的职业教育被人戏称为“断头”教育，尽管后来打通了升学通道，以致目前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可以通过“注册入学”来上大学，但初始时职业教育就业取向这一简单粗暴的做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因此，当前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方向的引领，既要满足学生的就业也要满足升学。同时，不要人为地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对立起来，尤其是不要一味地放大普通高中教育的升学作用，而是进一步增强其职业准备的基础性。
其次是供给数量的满足，既提供基本保障，也提供分类选择。当前职教供给侧的改革，既要去除过剩的“产能”，也要增强职教“基础能力”建设，要按照教育部出台的《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和《中小学校设计规范》，关、停、并、转一批不合格的中等职校和普通完中，以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学校比的合理。改变高中阶段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的“层次”差别，加强初中毕业生的升学指导并逐步过渡到学生的职业生涯设计。基于就业导向与升学满足的双重需要，当前要像基础教育文理不分科那样弱化职普的类型差别，让学生在高中阶段升学选择时不仅仅以“分数”，而是兼顾自身的兴趣、爱好、特长选择职校与普高。要改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方式，积极开展“普职融通”的招生制度改革，打通中等职校与普通高中间的学生流动障碍（目前是普通高中学籍的学生可以转学到中等职校，而中等职校学籍的学生不可以转学到普通高中），真正为普职融通去除学籍制度管理的障碍，为学生创造分类选择的自由和灵活转学的便利。
再其次是供给结构的调整，既纵向贯通，也横向互联。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在于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结构的调整。供给结构的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供给主体的结构调整。横向上，高中阶段的教育主体是双主体：职校与普高，其中职校侧重于就业准备，普高是学业准备。这种划分虽然可以突出主体特征，即职校的职业性和普高的学术性，但也会窄化主体的效能，即职校重技能轻文化，普高重学术轻职业等弊端。因此，在明确双主体时，让普高的教师承担职校的文化课程教学，让职校的教师承担普高的职业课程的教学，可以促进二者主体职能的融通。纵向上，要做好职业教育供给侧的中职、高职或者应用型本科院校主体的责任调整，通过3+3、3+4等形式分阶段落实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主体责任。
二是职业教育布局调整和职业院校内部的专业设置调整。职业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举办，因此，职业教育的布局调整应以县级为行政单位，同时做好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和结构调整，从而进一步优化中等职教资源。同时，要面向产业结构的调整，做好面向过剩产能的专业设置和招生人数的减法以及面向新兴产业的加法。
是影响职业教育质量因素的结构调整。课程、师资、教学是影响教育的质量因素。当前职教和普教文化课程的教材版本不一致，职教内部职业学校与技工学校专业课程的教材版本也不一致，不仅影响普职的进一步融通，而且不利于职教内部教学质量的评估与监控。此外，学生学业质量的学分不互认也是制约普职融通和职教内部校际流通的制度障碍，因此，要做好与质量提升相关的人、财、物的流通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